新波斯人信札：變化中的法觀念

　　從中國人對我們偏重法律的批評中，我看到了他們的文化偏見；面他們談論和運用法律的方式也常常讓我感到迷惑……＜br＞透過迷霧，我看到一個古老的影子，從青銅時代的廢墟，向我走來。＜br＞梁治平，中國藝術(shù)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。主要學術(shù)興趣在比較法律史、法律文化及法律與社會等方面。曾在國內(nèi)多種學術(shù)和非學術(shù)刊物上發(fā)表文章，主要著作包括《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：中國傳統(tǒng)法律文化研究》、《法辨》、《法意與人情》、《法律的文化解釋》、《清代習慣法：社會與國家》、《梁治平自選集》等。過去10年間，在國內(nèi)參與過多種學術(shù)活動，主持“法律文化研究中心”，并主編“憲政譯叢”和“法律文化研究文叢”，還曾受邀赴歐美及亞洲多所大學和學術(shù)研究機構(gòu)訪問、出席會議和講學。＜br＞＜br＞《波斯人信札》出版于1721年，可算是孟德斯鳩的成名之作。作者在本書中，以書信的形式，借兩個波斯人之口，對當時的法國社會，作了細致的觀察和出色的批判。這兩點，也正是我們──本書的幾個作者，在討論中國的法觀念問題時竭力想要做到的。有趣的是，孟德斯鳩當年乃是冒了兩個波斯貴族的名，以東方人的眼光去品評法國。二百六十年后的今天，我們卻是借助幾位來自巴黎的青年的眼睛，從法觀念角度對中國社會作了一番認真的觀察。本書所收的十一封信，就是出于“他們”之手。實際上，寫《波斯人信札》的是個純正的法國貴族，而參與本書寫作的，卻都是地道的普通中國青年。這實在是個耐人尋味的巧合。＜br＞孟德斯鳩安排兩個波斯人出場，可能有增強戲劇性效果的考慮；但是主要的，恐怕還是為了要把一些法國人熟視無睹的現(xiàn)象背后掩藏著的問題以一種截然對立的鮮明形式提示出來，這，也是本書采用類似寫法的考慮之一。＜br＞總之，把本書定名為《新波斯人信札》，主要是出于上面兩種考慮。至于書中討論的問題，自然頗不相同。因為歷史、社會和文化的背景完全不同。甚至同為書信體，形式也不盡相同。孟德斯鳩以故事、寓言等方式來述說他的思想，本書則是直截了當?shù)匕l(fā)議論。也許，這會使一些愛看故事的人大失所望，但這不是我們的過錯。因為，本書是為那些愿意探究社會問題，勤于思考，勇于批判的人寫的。＜br＞其次是關(guān)于本書的寫作。＜br＞本書共收信札十一封，由五位作者分別寫成。其中第八封信由石臺風撰寫，第十一封信由賀衛(wèi)方撰寫，第一至第七封信由我寫成。最后，由我對全書潤色、加工，并加寫每封信前的“引言”。＜br＞本書作者多人，行文風格各異，但是，我很高興地發(fā)現(xiàn)，大家的思路非常接近，所成各篇，正好相互補充。出于對各位作者的尊重，？揖】贍艿乇３至嗽韉姆綹瘢剛獠換嵩斐稍畝遼系牟槐??？＜br＞孟德斯鳩的《波斯人信札》一經(jīng)問世，就頗為暢銷。據(jù)說，當時的書賈見人就拉住說：“先生，我請求您，給我寫一部《波斯人信札》吧”。本書名之為《新波斯人信札》，或難免有“續(xù)貂”之嫌。我們其實只是借其形式，取其精神，以抒淺見。倘遇苛責者，那也沒有辦法，誰讓我們當初竟冒冒失失地選了這樣一個書名呢？還是借孟氏的話來寬慰自己吧：“如果書是好的，人們一定會去讀它；如果書不好，那么人們讀與不讀，我更不必計較了?！保糱r＞＜br＞

　　梁治平，中國藝術(shù)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。主要學術(shù)興趣在比較法律史、法律文化及法律與社會等方面。曾在國內(nèi)多種學術(shù)和非學術(shù)刊物上發(fā)表文章，主要著作包括《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：中國傳統(tǒng)法律文化研究》、《法辨》、《法意與人情》、《法律的文化解釋》、《清代習慣法：社會與國家》、《梁治平自選集》等。過去10年間，在國內(nèi)參與過多種學術(shù)活動，主持“法律文化研究中心”，并主編“憲政譯叢”和“法律文化研究文叢”，還曾受邀赴歐美及亞洲多所大學和學術(shù)研究機構(gòu)訪問、出席會議和講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