隨園詩話

　　袁枚（1716—1798），字子才，號簡齋，一號存齋，世稱隨園先生，晚年自號倉山居士、隨園老人等。錢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祖籍慈溪（今屬浙江）。乾隆四年（1739）進士，選庶吉士，入翰林院。乾隆七年（1742）改發(fā)江南，歷任溧水、江浦、沭陽、江寧等地知縣。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辭官，居于江寧（今江蘇南京）小倉山隨園。以后除乾隆十七半（1752）曾赴陜西任職不到一年外，終生絕跡仕途。袁枚主持乾隆詩壇，為性靈派領(lǐng)袖。著述甚豐，有《小倉山房詩集》、《小倉山房文集》、《隨園詩話》、《子不語》、《隨園尺牘》、《隨園隨筆》等十來種。傳見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等。本書是清代影響最大的一部詩話。其體制為分條排列，每條或述一評’或記一事，或采一詩（或數(shù)詩），乃隨筆式。本書的編撰，旨在倡導性靈說詩論，以反對乾隆詩壇流行的沈德潛格調(diào)說與翁方綱以考據(jù)為詩的風氣．本書于作者辭官后開始編撰，正編成書于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，由畢沅等資助付梓。補遺則寫至作者病故為止，成書于嘉慶年間。本書主要價值在于其所闡述的性靈說詩論。其涵義是從創(chuàng)作的主觀條件出發(fā)，強調(diào)創(chuàng)作主體必須具備真情、個性、詩才三方面要素。性靈說的真情論主張：一、真情乃詩人創(chuàng)作的首要條件，所謂“詩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”（卷三），“赤子之心”即性靈、真情。二、真情是詩歌所表現(xiàn)的主要內(nèi)容，所謂“自《三百篇》至今日，凡詩之傳者，都是性靈，不關(guān)堆垛”（卷五）。三、以真情感人是詩的主要審美功能，所謂“圣人稱：‘詩可以興’，以其最易感人也”（卷十），此論乃針砭沈德潛的“詩教”說。性靈說的個性論主張：一、詩人須具個性，故稱“作詩，不可以無我”，“有人無我，是傀儡也”。（卷十）“我”即獨具的個性。二、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須有獨創(chuàng)性，既不圊干古人，亦不盲從流俗，“要之，以出新意、去陳言為第一著．”（卷六）三、反擬古、反格調(diào)：“明七子論詩，蔽于古而不知今”（卷三），“專唱宮商大調(diào)，易生乙厭”（卷四），此說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繼者沈德潛。性靈說的詩才論主張：一、詩人創(chuàng)作須具備特殊才能?！靶造`”的本義即指人靈智的本性，故亦稱靈性。袁枚論詩則有“筆性靈”、“筆性笨”之分。（見《補遺》卷二）“筆性靈”則有詩才，乃針對翁方綱以考據(jù)為詩而發(fā)的：“經(jīng)學淵深，而詩多澀悶，所謂學人之詩，讀之令人不歡?！保ň硭模┒?、詩人創(chuàng)作時產(chǎn)生靈感現(xiàn)象。首先，靈感降臨時詩人處于藝術(shù)思維的高潮，“興會所至，容易成篇”（卷二）。其次，靈感持續(xù)時間甚短，不易把握，當“興會已過”，化“千萬力氣”亦不易再得。（見卷三）最后，靈感的偶然性與必要性相統(tǒng)一。書中引唐詩喻之：“盡日覓不得，有時還自來?！保ň矶┤⑺囆g(shù)表現(xiàn)須自然天成，因此推重“天賴最妙”（《補遺》卷五）；即使對素材提煉加工亦須不露斧鑿痕跡。四、詩歌形象要生動、靈活、有趣。書申引證楊萬里語“風趣專寫性靈”（卷一），又一再標舉“生氣”、“生趣”（《補遺》卷三），旨在倡導以生動風趣的形象抒寫性靈。本書的精華在于“話”，而基礎(chǔ)卻在于“詩”，故書中采錄了大量印證詩論的作品，不拘時代、流派，不拘作者身份、性別，尤可稱道者是閨秀之什頗多。本書亦有不少詩壇掌故，詩歌本事、詩人軼事的記載，雖不無庸俗之處，但可見乾隆文化狀況的一個側(cè)面。

暫缺《隨園詩話》作者簡介